汉书
司马家族本是拥有深厚军事背景的武功家族，世世代代将门出身，然而从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开始，整个家族开始转型，由武入文。沾染儒风，是地方豪族向中央权力聚拢的手段，更是进入利益分配中枢的敲门砖。
搞清楚手段仅仅是第一步，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更是重中之重。这样的转型从司马儁初受熏习，到司马防精通掌握，再到司马懿纯熟运用，整整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高平陵之变只是一瞬，然而为了这一瞬的布局，早在祖辈就已经开始并极具战略定力的执行了。
其次，对教材的选择也很重要，《汉书》在汉晋时代被视为具有实际功用的刑政书，司马家族选择史学而不是汉儒经学，正是走的外儒内法这一套。
汉儒治经强调师法，重视章句之学，专守一经，累世相传，形成了许多世守一经的经学家族，而司马儁、司马防父子的兴趣主要在史学，注重博通，“博学好古”、“雅好《汉书》名臣列传”。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汉书》，它们都有针对当下最有实际功用的智识，也最重要的智力资本。在宋代，它叫《资治通鉴》；在当代，它叫《毛泽东选集》。
司马八达
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号称“司马八达”，实际上真正说的上号的人物，只有司马懿，或者再加个大儿子司马朗和三儿子司马孚。
人才在于筛选，不在于培养。子女成材不是堆资源就能解决的问题，就算是有最顶级的师资（司马防）和教材（《汉书》），八兄弟里真正成才的也不过三人。司马懿这一代的成才概率也不过是37.5%，换了普通家庭，只会更低。司马懿更是九个儿子，出了司马师和司马昭。
其实孔子很早就说因材施教，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才华，需要根据才华施教，另一层意思是因为这人是材，我才教。现代人更多理解的是前者的意思，但我理解的更多是后者。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司马氏不仅很好的吸收了那个时代的智力资本，更是充分承接了家族的社会资本。河内同郡的人际关系对司马氏在政治上崛起起了极大的作用，司马朗、司马懿最初就是由同郡人杨俊品评提携的。
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时，司马防跟随董卓西去长安，后安排大儿子司马朗回乡避难，分头避难的行为本质上是对风险的分散，为家族发展留下余地。其次，同乡的人际关系对司马朗选择在黎阳避难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无论是承接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还是在发展中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前提都是家族要有足够多的人。何以解忧，唯有多生。
清晖园
佛山顺德大良有个清晖园，是岭南四大园林之一，非常精美。它曾为状元府邸，也曾为大良龙氏的家园。在这园子里有一间小屋，专门放置了讲述大良龙氏历史的展厅。
大良龙氏之所以出了状元，一方面是因为成才的概率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顺德这个地方“可耕可儒”。耕在于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加强，儒在于进入中央增强政治实力，中央的政治权力反过来又能增强地方的经济实力，于是构成了自我强化的循环。
然而这种强化是中央所不能容忍的，无论古今中外，中央对的地方势力的打压屡见不鲜，然而地方豪族无法根除，央地处在一种动态的博弈中。
家族发展最为鼎盛的两晋时期，西晋司马家族的一家独大，在东晋则发展成王与马共天下。实际上，地方大族可以把持朝政，仅能发生于主弱臣强，晋室政治中心南移江左，亟需地方势力支持的东晋时期。
自始皇计，我国就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国家在确立中央集权制后，会不断随着历史的发展改进集权技术。例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资源向中央汇聚，使得国家以其意志调配资源，从这项改革中不难看出中央集权的倾向。
历史走到我们现在，能够流传下来的，反映国与家冲突的文化，几乎都是大国重于小家的。褒义词如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贬义词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
沉淀的文化符号加上国家政体的打压，家族利益在和国家利益对抗中是极难获利的，基于血缘的家族很难保持繁荣。目前我国家族传承的最长纪录是兰陵萧氏，历经三百年九代人，随着唐王朝的覆灭，该族也消散于历史的星河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