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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结构
最后一节课讲解的是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以此继续讨论电影的视觉语言、电影叙事和人物的心理塑造及其影片意义的呈现。
本片的原名叫《他人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错位，我们已经潜在地把故事的主人公设置成了窃听者。
电影是视听艺术，主要用画面讲故事，在电影当中视点权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话语权。而在故事开始的时候，窃听者的权利就被限定了，窃听者是看不到的被窃听者的生活的，是他在听，我们在看。我们不是在窃听者的角度上观看了他人的生活，我们实际上是站在窃听者不可能站在的位置上，观看了窃听者的窃听，观看了窃听者所看到的生活。
这样一个剧作结构性的设置，窃听者成了被看者，而不是观看者。窃听者成为了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场景，也是另一个主要场景的缺席者，这是一个不断颠倒的主客体关系。
在电影当中，视觉结构的权利层次取决于谁有权利去看，谁只能被看，谁能够占有视点镜头，谁能决定摄影机是在物理的和心理的意义上始终在他的角度上；也取决于作为主观视点镜头的时候，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相互对照完成的视觉表达和视觉语言所呈现的电影故事情景。
摄影机位
所谓正常的摄影机位置，是指摄影机放在标准的人的高度的视平线上，这样看上去更像是人眼观察事物的方式。
而我们的男主人公在绝大多数场景中都被一种非常奇特的摄影机角度所拍摄，当摄影机的角度所采取的角度是通常我们不可能获取的角度的时候，就会有暴露摄影机存在，暴露了观看行为的存在的嫌疑。
窃听者不断被一些特定的自我暴露的机位所呈现，比如呈现窃听者的时候画面带有前景的遮挡，这就使他处于绝对被看的位置上，而不是观察者的位置上。
当我们在一个画面当中看到一个人物的时候，他可能处在一个绝对被动的位置上，但也可能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上，因为尽管他没有在看，他却用他的身体形象牢固有力地控制着画面。
在这部电影当中，使得窃听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表达，就是他不是主动者，他不是侵犯者，他不是铁血国家机器的零件，相反，他只是一个被国家机器所操纵的一个无辜和弱小的人。
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泰戈尔
人性的复苏
窃听者这个人物首先被赦免，进而被被认同，被同情，再而被认同，这种所谓的人性的复苏，是通过这些特定机位和角度，通过这样一种电影视觉呈现所累积下来的这种情感来逐渐完成的，不论这种转移是怎样的不可能，却成了电影表达的可能。
当然，这样的叙述单纯靠视觉语言是不能完成的，通常要靠剧情，靠人物之间的关系模式，还要通过视觉层次和剧情层次，设置在特定历史结构当中，人际关系之间的复杂微妙和沉重。
我们可以这部电影看成是双主人公的故事，因为一方面是正义的艺术家挺身抗暴，一方面是权力机器的小人物，在伟大崇高的精神感召之下，向人类光明归属，这是一个相互走近相互认同的故事。
窃听者得到了作家的感激，作家把他的抉择书写为一种人性的抉择。而这个结局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参数，德国是被冷战割裂的国家，被柏林墙一分为二，它象征着冷战，将人类一分为二，象征着生死角逐把整个人类放在活火山口的时代，曾经被冷战撕裂的德国面临着德国重新统一以后的深刻沉重的历史重负和现实困境，德国成了“我们如何和解”的寓言象征，也关于我们如何通过讲述历史，来达成对历史和权利的重建，对和解的呼唤和对伤口的疗愈。
人们在这部电影看到了人性的苏醒和人性的回归，它的成功和它的典型性正在于它是一个后冷战时代的胜利者的书写，在胜利者的单一逻辑下的书写，同时又是胜利者必须向失败者索取大团圆的书写，它是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迫切地需要的大和解式的书写。
